转眼已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6周年。在扬州市档案馆，一本1982年10月出版的《江苏省革命烈士英名录》被翻开到扬州籍烈士所在的那一页。纸页泛黄，字迹清晰。每一个名字背后，都曾是一个从扬州街巷或田间走出去的少年。

数字是冷的，但数字最诚实

4000多名扬州籍战士参战，394名扬州籍烈士登记在册。他们牺牲时，九成未满30岁，平均年龄约24岁。最小的徐永桂，1934年10月生，1951年3月牺牲，年仅16岁；最大的王孝堂，1903年生，1953年牺牲，50岁。离家时是少年之身，归来已是报国之躯。

这394人并非同一种“兵”。职务分布呈一座金字塔：约69%是士兵与基础战斗员，记录为“战士”“战斗员”“侦察员”；约19.3%是班、排级基层指挥员；约8.1%是连级及以上指挥与政工干部；约3.6%是技术与后勤人员。塔基最庞大，牺牲也最密集。49名党员烈士的平均年龄高于整体，集中在25至35岁之间，大多经历过抗日战争或解放战争，是部队的“中坚力量”。秦廷如、朱大龙则是在朝鲜战场的炮火中申请入党，入党后不久便牺牲——他们的党员生涯，几乎全部在战火中度过。

部队来源同样有迹可循。扬州烈士基本集中于二十军、二十四军、二十六军，这些部队前身均属第三野战军，长期在苏中地区作战。扬州青年大量加入家乡附近的部队，随之入朝。1950至1951年，牺牲者多集中于二十军、二十七军，对应第二次战役长津湖的惨烈；1952至1953年，多集中于二十四军、二十三军，对应阵地战阶段的上甘岭与金城战役。

数字之外，是鲜活的面孔

孙宅璞，1934年7月生于扬州城一个贫苦人家，一家三代九口靠父亲微薄的教员薪水维生。1949年5月，还不到15岁的她报名参军。1950年，部队被编入志愿军第24军，她再三请求上前线，从74师文工团转到卫生队，背上药箱入朝。朝鲜冬季零下二十多摄氏度，她的关节炎严重，遇敌机轰炸时别人可以立即卧倒，她却必须先跪下来再慢慢趴下。1952年12月17日，母亲40岁生日，全家正吃寿面，邮递员送来了她从朝鲜寄来的信和一方印有“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绢丝手帕。她在信中写道：“女儿决心用英勇作战的实际行动，祝愿母亲健康长寿。等胜利的明天到来之时，我一定会幸福地回到母亲身边。”这成了她写给父母的最后一封信。1953年1月6日凌晨，部队夜行军途中遭美军飞机轰炸扫射，孙宅璞在抢救伤员时中弹。战友们后来发现，她跪倒在那里，救护药箱依旧背在肩上。她19岁，是扬州唯一的志愿军女烈士。

高峰，原名乔东皋，1927年10月生于扬州卸甲桥，中共党员。1946年参加革命，后学习炮兵技术，经历淮海战役、渡江战役，曾任第三野战军33军炮兵团党委书记兼参谋。1950年11月随志愿军第27军入朝，后转24军74师炮兵团任作战参谋。他给父亲写过8封信，现存扬州博物馆。1953年2月9日，他在信中提议父子竞赛：“父亲，我们互相比赛吧！我在前方努力杀敌，你在后方努力工作，看谁的成绩大，你愿意吗？”5月14日最后一封信里，他兴奋地描述炮火威力：“我们的炮是不打则已，一打就是个厉害的……敌人打了好几天几万发炮弹，连我们一根汗毛也没找到。”1953年6月7日，高峰在朝鲜前线牺牲，年仅26岁，距停战协定签订只差50天。他73岁的父亲后来撰文写道：“他的牺牲是为了保护我们的祖国……是无上光荣的。”

还有孙子明，高邮平胜乡人，1928年生，志愿军二级英雄、特等功臣，上甘岭战役中与敌人同归于尽的38位勇士之一，也是电影《英雄儿女》中“王成”的原型之一。他留下那句话：“阵地，比我的生命更重要！”战斗中他五次负伤，最后一次从昏迷中醒来，看到敌人机枪正架在身旁向坑道战友扫射，他解下腰间三颗手榴弹，拉响导爆索，与敌人同归于尽。

前方流血，后方在拼命干

扬州地区共为部队输送新兵14705名，为军事干校选送410名优秀青年。1950年12月11日的扬州中学周会上，校长黄应韶当众宣布，两个儿子黄瑶、黄琳都报名参军，《苏北日报》以“扬中黄校长带头鼓励两儿报名”为题报道。全区捐款25.3万元（新人民币），折合飞机16.8架，超额完成捐献任务；发出慰问信30534封、慰问袋24588只。高邮在全区第一个提前超额完成“高邮号”战斗机捐献；宝应提出“有人出人，有钱出钱，有粮出粮”。

停战协定签署后，牺牲并未立刻停止。乔文安、钱宝根在停战后半年至一年内牺牲，可能是在扫雷、施工重建或警戒任务中遭遇不测。耿长瑜牺牲于1957年9月，距停战已四年多，职务是志愿军某部营化学指导员——直到最后一批志愿军撤离前夕，危险始终存在。

76年后，扬州档案馆展厅里，那本英名录静静摊开。394个名字，24岁的平均年龄，16.8架飞机的后方捐献，14705名新兵——这些数字和名字放在一起，才构成完整的回答：他们是谁，他们为什么出发，以及我们今天为什么还要念出他们的名字。他们无愧于“最可爱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