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南湖启航,2026年征途跨越百年。从枪林弹雨到建设热潮,从改革开放到伟大复兴,每一道历史关口,都镌刻着共产党人“站出来”的抉择。
与这一抉择同频的,还有一家从抗战烽火中走来的工厂。1943年,党中央在沂蒙山根据地创建华兴铁工厂,后整编为鲁南第八兵工厂。没有设备,没有技术,工人们用最原始的工具,制造出地雷、手榴弹送往前线。八十余年后,这座具有红色基因的工厂,已跻身全球工程机械行业前列——这,就是今天的徐工集团。
从战火硝烟到建设热潮,从计划经济到市场搏击,一代代徐工人走过了与党同频共振的奋斗历程。当同一个问题抛给不同年代的徐工党员——“如果回到当年,你还会做同样的选择吗?”回答干脆而一致:
“我会!”
二字千钧
是百年初心最朴素的回响
Part.01
开 路
1943年建厂至1949年南迁,6年间,华兴铁工厂在战火封锁中,白天生产、夜间作战。没有像样的机器,工人们赤手架炉、昼夜轮班;原料断供,老百姓砸锅捐铁、拆门献铜,能熔的全都熔进了弹壳。
带着战火淬炼的底色,这家从山沟里走出的工厂迎来了新中国的曙光。1949年初,工厂迁至新浦。同年,19岁的掌家忠走进厂门,成为一名锻工。那时的他还不知道,自己的命运将从此与这家工厂、与新中国工业紧紧绑在一起。
掌家忠铁匠世家出身,从小在炉火旁长大,他对“锻工”的理解,就是一锤一锤地敲打。进了工厂才知道,面前是工业化生产、批量制造、技术革新的全新世界。

全国劳动模范掌家忠。
边干活边识字,是那个年代工人的日常。没有图纸,靠自己摸索;没有成熟工艺,那就一遍遍试。
1953年,徐州实业铁工厂、大力铁工厂与华兴铁工厂三厂合并,掌家忠来到徐州重型机械厂。20世纪50年代,为迅速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国家引进大型农具。1955年,双轮双铧犁的生产任务落到厂里。锻工小组的进度,就是整条生产线的进度。

50年代重型厂门。
“党员,就是要在关键时刻顶上去!”压力越大,掌家忠越清醒。他带着组员从改进工具、优化操作入手,33项技术革新,硬是一锤一锤敲了出来。
没有现成设备,就守着锻炉反复琢磨,模具不合适,拆掉重来;参数不对,再试一次……掌家忠常常满脸汗灰,蹲在设备旁一研究就是大半天。
1956年,任务陡增十几倍。他们硬是把效率又提了六七倍。1962年,国家一机部五局将Q51型五吨汽车起重机试制任务交给徐州重型机械厂——国内没有图纸、没有装备、没有先例,一切从零开始。
工程师们自力更生,不到200天就完成攻关。掌家忠的锻工小组也参与其中,最难的时候,大家连轴转,没人说个不字。
1963年3月,中国第一台自主设计的汽车起重机——“老五吨”试制成功。从无到有,掌家忠见证的是一个国家工业体系的艰难起步。

70年代齿轮车间职工代表在“老五吨”前合影留念。
“国家需要什么,我就干什么。”掌家忠常挂在嘴边的话,朴实如铁,却字字千钧。1991年退休时,他已是全国劳模、全国人大代表。但比荣誉更重的,是他所代表的那一代人——在没有条件的年代,把条件硬生生干出来的人。
如百年前南湖之畔那群人,他们在没有航标的江河上启程,义无反顾。这一代人的信仰,从来就不是选择题——它是命运给出的唯一选项,而他们,给出了毫不犹豫的回答。

1982年7月8日,徐州日报报道:还是当年的掌家忠。
Part.02
坚 守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
对于当时的徐州重型机械厂而言,这是一次从“计划”到“市场”的惊险一跃。
1989年,徐工集团作为集团化改革样板组建。集团领导被派到德国利勃海尔参加技术培训,眼前漆成明黄色的起重机一排排如艺术品,那时利勃海尔已达800吨级,而中国只能生产50吨级。
差距明明白白摆在那里。怎么追?在掌家忠抡锤锻打的同一段岁月里,比他稍晚走进厂门的李宗久,已在起重机调试线上扎下了根。
从“老五吨”起步,到后来执掌出口车间,他的答案清晰而朴素——“追”的办法,从来不是等,是守,是钻。
而此时,市场经济浪潮涌动,有人“下海”,有人观望。李宗久不是没有机会离开,但作为党员,他更清楚自己身上的担子:越是困难时期,越需要有人守住阵地。
1992年, 党的十四大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的改革开放扬起新的风帆。
这一年,徐工历经艰难争取,拿到行业首家自营出口权。同年,徐工代表中国工程机械企业首次参加德国慕尼黑宝马展——9平方米室内摊位,几块产品图片展板,几把椅子,没有一件实物。

1992年,徐工参加第23届德国宝马展。
李宗久回忆:“第一次亮相,寒酸得让人心疼。”
迈出去的第一步,从来不是鲜花坦途。上世纪90年代中期,徐工两台16吨汽车起重机出口美国,50多天海上颠簸后,客户愤然拒收——油漆剥落,油缸、螺栓锈迹斑斑。
痛定思痛,徐工展开质量大反思,严格对标国际标准,主导产品陆续通过欧盟CE、美国SAE、俄罗斯Gost认证。
“那些年的技术积累,不单是靠一个人扛出来的。”许多年后,李宗久还会时常回想起“老五吨”攻关时的场景:掌家忠蹲在锻炉旁满脸汗灰的身影,和那一锤一锤敲出的执着。
那是我们这个行当的根。”李宗久说。正是这份精神,支撑着无数共产党员在深夜里守着、在失败中撑着,汇成了徐工从零起步,一寸一寸往前挪的底气。
后来,李宗久的儿子李戈也走进徐工。退休那天,李宗久站在熟悉的车间门口看了很久。“我守了一辈子,接下来的路,你来接。”父亲的这句话,李戈记了很多年。
基础打下来了,真正的超越,要靠下一代完成。

80年代重型厂门。
Part.03
破 局
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中国制造业被赋予全新使命:不仅要“大”,更要“强”。
这场突围战,徐工没有缺席。李戈,正是这一阶段的参与者与推动者。
1995年,李戈进入徐工重型车间实习,随后主动申请调到更艰苦的调试岗位——风吹日晒,却更接近技术核心。跑现场、学排故、练操作,短短几年便脱颖而出。
2002年,徐工第一次带实车参加德国慕尼黑宝马展。那台尚不成熟的全地面起重机,运输途中发生故障,在去展馆的路口抛了锚。
面对质疑的目光,李戈和团队现场完成修复,坚持把设备开进展区。国外同行钻进车底反复查看——既是好奇,也是审视。
正是这样的刺激,加速了徐工的突破。团队以两年为目标攻克400吨级全地面起重机技术。2006年上海宝马展,七台100吨级至400吨级设备集中亮相,震动行业。

2007年第28届德国宝马展。
“曾经的轻视逐渐转为尊重。”李戈正是这一转变的亲历者和见证者。
2008年,是李戈人生的转折点。
5月12日,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当天下午,徐工接到救援任务,李戈随队出发。24小时奔波,这支临时组建的救援队赶到了极重灾区德阳。李戈驾驶起重机协助拆除楼板,亲眼看到解放军徒手清理废墟,双手挖到血肉模糊。

汶川特大地震救灾场景。
“余震来时,危险就在身边,但没人后退。”李戈从灾区回来的第二天,就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因为他在废墟上明白了父亲守了一辈子的信念——党员不是身份,是在危险面前,先上一步的人。
李戈重新扎进车间。2008年秋天,徐工自主研发的500吨级全地面起重机完成装配,这是当时国产最大吨位,这一产品进入了欧盟市场,也进入了素有“制造王国”之称的德国。
“它们改变了我们对‘中国制造’的印象。”用惯“德国制造”的客户这样评价。
2010年,徐工推出千吨级全地面起重机。此时中国制造业规模已居世界第一,但“大而不强”的隐忧始终存在。
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这十个字,为转型中的中国制造指明了方向。
同一年,徐工技术突破密集爆发——6月,总投资120多亿元的四大制造基地竣工投产;11月,XCA1600全地面起重机亮相上海宝马展,全球最大吨位、技术含量最高。
“不仅要追赶,更要引领。”李戈说,第一代党员闯出的是“有没有”,第二代党员守住的是“稳不稳”,这一代要扛起的,是“强不强”。
党员的力量,不挂在嘴上,而是站在最难的位置,扛最重的担子,走在最前面。

工作中的李戈。
Part.04
攀 登
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宣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两个月后的12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开启党的十九大后首次地方视察,第一站就来到徐工重型,鼓励大家“在为实现中国梦的奋斗中争取人人出彩”。
嘱托,落在每一位青年党员心里。胡小冬就是其中一员。2009年,这个怀揣“技能报国”梦想的年轻人加入徐工。彼时,国产轮式起重机虽已实现从无到有的跨越,但电液控制等关键核心技术仍与国际先进水平存在差距。
越是“卡脖子”的地方,越需要有人迎难而上。
“核心技术不是等来的,也不是买来的,只能靠自己一点一点试出来。”面对国外长期垄断,胡小冬带领团队扎进试验场和实验室。一次次推倒重来,一轮轮反复验证,历经3年、近千次试验,终于攻克电液核心技术难关,助力中国首台千吨级轮式起重机成功问世。

工作中的胡小冬。
2017年,当行业竞争进入精细化阶段,胡小冬又将目光投向操控性能这一高端市场的核心指标。他带领团队研发出我国新一代高精度、低能耗起重机液压系统,使操控精度提升30%、能耗降低20%,推动徐工产品加速进入全球高端市场,改写了国际轮式起重机产业竞争格局。
此后十余年间,在胡小冬和团队持续攻关下,徐工先后7次刷新全球轮式起重机最大吨位纪录,将“全球第一吊”从1200吨提升至4000吨,把中国制造一次次推向新的高度。

徐工4000吨首吊现场。
2022年10月,党的二十大召开。报告明确提出: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
新时代赋予中国制造新的使命,也赋予这一代产业工人新的考题。
回望四代徐工党员的来时路:掌家忠在锻炉前用铁锤敲出工业筋骨;李宗久守着调试线让中国起重机有了走出去的底气;李戈在国际竞技场上带着团队追赶、并跑、超越;胡小冬在“卡脖子”的地方一点一点试,把液压系统的精度推到全球前列……
徐工人常说:“担大任、行大道、成大器。” 每一代人的“攀登”其实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珠峰登顶”不再是远方目标,而是一代代人把路踩在脚下的回响。

记者 吴悠 王春莹 孙亚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