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壶楼访薛永年先生见闻记(下)

2019-06-17 10:23
来源: 作者:曹鹏字号T|T转发打印

薛永年先生近照

张珩一家在北京南锣鼓巷家中

《怎样鉴定书画》 张珩 著 1966年初版

《汪世清艺苑查疑补证散考》 汪世清 著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9年版

《晋唐宋元卷轴画史》 薛永年 著 1991年 新华出版社

薛永年与徐邦达合影

王世襄在芳嘉园小院

汪世清夫妇像

1962年,时任吉林省博物馆副馆长的张伯驹(站立者)在学术年会上发言。

薛永年治印

薛永年先生为《徐邦达:我在故宫鉴书画》作序全文

关于王世襄先生

  薛永年先生在中央美术学院上大学的时候,听书画鉴定这门课比较用心,系主任金维诺先生发现之后,就很留心他了。薛永年先生跟着到法海寺临摹壁画,到附近转,看到一个经幢,垫着砖头上去看,上面记载着一批画士名字,发现了法海寺壁画的作者,向系里报告。

  张珩去世后,国家文物局决定给他出本书,金维诺找到薛永年,说把你的听课笔记好好整理一下,记得不够的再借别人的补充。后来王世襄托人找薛永年到他家里去,说给张珩整理书的事情落实到他头上了。他说你记录的是最主要的,挺好,我再把故宫一次讲话、大连一次讲话整理补充进去,就是一篇长文,出一本小册子。这就是后来的《怎样鉴定书画》。

  王世襄先生家过去有很多所房子。王世襄先生在芳嘉园的院子,北房和耳房是他住。东房是黄苗子住,西房是张正宇住。后来王世襄先生房子不够住,找上边,上边给批了,可以转到有关部门,迟迟没下文。后来有人说了,批的字用什么笔有不同意思,有的笔是立即办,有的笔是回头再说,给王世襄先生解决房子的批示属于回头再说的。所以他就拿家具换房子,买的芳草地的楼房。后来王世襄和饶宗颐等中央文史馆几位老先生享受副部级医疗待遇。

  整理张珩书稿过程中,王世襄对薛永年说,我这里书比较多,有些是孤本善本,你可以借,可以看。

  1965年薛永年毕业时,被认为是只专不红,分配到了吉林省博物馆。王世襄说,你去吉林省博物馆工作,我给你介绍一个人让他关照你,是老朋友,张伯驹。

  薛永年到了吉林省博物馆给王世襄写信,说这里有人搞书画了,让他搞陶瓷,他陶瓷虽也学过,学得很少。王世襄回信说,你回北京时我带你去找冯先铭,陶瓷专家。研究陶瓷最主要的是得做窑口调查,只看书没有用。得熟悉各种窑口。王世襄很热心。

  关于张伯驹先生

  张伯驹先生是因为主张在戏曲界开放一些被禁掉的旧戏戏目被打成的右派,本来他想去故宫博物院当院长,结果去了吉林省博物馆。章伯钧的女儿章诒和知道张伯驹给故宫捐画的经过。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吉林省博物馆的头儿要把张伯驹抛出来,划为没改造好的右派。然而上头不是这意思,所以后来张伯驹也没事儿了。有一段时间关牛棚。再后来又让他插队,他哪儿插过队呀,就回北京了。

  薛永年在吉林省博物馆工作了十二年,只跟张伯驹见过一两面。张伯驹平常都在北京,在长春的时候很少,几乎是在吉林省博物馆挂个名,他在北京给吉林省博物馆买画。张伯驹一直有被发配东北的感觉,总是希望谁能营救自己,写一些词用一些典故讲这个意思。

  陈毅的追悼会上,张伯驹赠了一副挽联,引起到场的毛泽东的注意,问题才解决。

  张伯驹是全才,修养广泛。收字画奔名头。

  关于汪世清先生

  薛永年先生说现在学校每年要购买数据库,一年几百万元,对于从事学术研究来说,不依托学校或研究机构的独立学者就很难利用这些资源。由此我提到了汪世清先生,为了搞美术史研究,长年泡在北京图书馆查资料,在学术界文化界享有清誉。

  薛永年先生说汪世清先生很特殊,他本来是学理论物理的,在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工作,早年在北京读书时期,是黄宾虹的老乡,业余跟黄宾虹学了美术史,对美术史有兴趣,退休以后有了时间,搞起美术史学术研究来,有时间,跑图书馆,到柏林寺、府右街查古籍善本。薛永年先生任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论系主任时,请汪世清先生给学生上一门文献学课,偏重美术文献,汪世清先生说那好办,把文章复印了以后当教材给学生,连续上过两年。后来2003年非典时期,汪世清先生去世,美国的白谦慎先生那时还没回国,薛先生也在美国,白谦慎给台湾的出版社推荐出版了汪世清先生的书,电话请薛先生写序,薛先生说没问题,那是他应当做的,他比较了解。

  虽然是晚年自己搞美术史论研究,汪世清先生在美术史论界的口碑非常好,我记得黄苗子先生也对我极品称赞汪世清的学问。

  对联与扇面书画的起源年代

  这几年我比较关注对联与扇面书画这两种中国特有的美术形制,收集阅读了一些相关资料,我发现虽然对联与扇面书画是数量最多、最普及的书画载体,但是自古至今相关的记载与研究却非常少,以至于缺少明确的起源年代史料。

  关于扇面,我问薛先生,除了宋代纨扇、团扇以外,折扇书画最早的实物见于什么时代?他说是明宣宗以后。我在故宫看展览,不止一次见过明宣宗朱瞻基(1398年-1435年)的扇画《松下读书图》,尺寸阔大,实有皇家气派。据说台北故宫也藏有其御笔泥金花鸟扇面。

  《方壶楼序跋集》有一篇《“百家百扇艺术展”小引》,简要地涉及到扇画的历史:“扇子在我国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在扇上作画也从南朝就开始了。南齐谢赫的《古画品录》指出,蘧道愍与章继伯‘兼长画扇’,梁鲍泉的《落日看还》诗也有‘画扇拂游尘’之句。”“古代的扇画,大体有两种形制,一种是团扇画,一种是折扇画。前者宋代已经普及,后者明代以来更为流行。”(第161页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8年版)

  明宣宗自己画扇面,无疑对扇画的流行与普及起到了上行下效的带头作用。

  关于对联,薛永年先生说起源于明末清初,张瑞图就有对联。他说指导过一位博士研究生,前些年出版了一本讲书法形制的书,对这个问题探讨得非常深入具体。

  我在《方壶楼序跋集》里读到了《吴晓明<卷轴书法形制源流考略>序》,文中指出美术史论界向来忽视对书画形制的研究,“但几乎无人论及作品形制、功用、观赏方式的历史演变。”并对吴晓明结合古建筑专业从事书画史研究的独特角度予以高度评价。

  薛永年先生1991年在新华出版社出版过《晋唐宋元卷轴画史》,就我所见到的美术史著作中,是最早按形制梳理画史的一例。很明显吴晓明《卷轴书法形制源流考略》从书名上就与薛先生的《晋唐宋元卷轴画史》有内在联系。薛先生知道我有《晋唐宋元卷轴画史》,说第一版错字很多,回头发我一份勘误表。不止一家出版社跟薛永年先生洽谈再版《晋唐宋元卷轴画史》,他说得根据这些年的材料再加注,一时没精力,上海一家出版社说他们愿意等。

  人民日报半年 文物出版社半年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人民日报文艺部需要美术专业编辑,编辑、漫画家英韬到吉林省博物馆,听说薛永年是中央美术学院毕业,问他想回北京工作吗。薛永年是老北京人,当然想回北京。于是发来了借调函,先借调一年,然后转正。薛永年到王府井的人民日报社工作了半年,他发现袁鹰等人民日报的编辑都能一边写稿、一边编辑、一边校对、一边接待来访,他觉得这工作不适合自己。正好赶上妻子生孩子,就回长春了。

  徐邦达先生对薛永年很看重,因为薛永年对元代张渥《九歌图》的考证成果纠正了徐邦达过去的差错。徐邦达推荐薛永年去文物出版社,王冶秋夫人高履芳是社长,于是被借调去文物出版社,编辑了一本《广东省博物馆藏画》大画册与一本新疆克孜尔的画册。在此期间,他经常回母校中央美术学院,老师们很关心他,说你要调动回来现在很难,现在重点调右派回来,你不是右派不行。但是你可以考研究生。

  薛永年就去找高履芳社长谈报考研究生的想法,高社长很爽快,说你今天开始就下午半天回家复习准备考试,将来考上了,欢迎回来工作,如果不回来工作,以后我们找你办事你得给办。

  就这样,薛永年考上了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的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至今。

  2019年5月29日北京闲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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