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认定的中国古代十大画家?

2018-12-03 17:12
来源:江阴日报 作者:曹 鹏字号T|T转发打印

《徐邦达说书画》曹鹏著

《中国古代十大画家》郭味蕖著

八大山人花鸟条屏


明徐渭 《墨花九段图卷》纸本墨笔

倪瓒 《古木幽篁图》

王绂 《古木竹石》局部

顾恺之 《列女仁智图》局部

顾恺之 《列女仁智图》局部


中国历史上有很多大画家,以有作品流传至今的大画家而论,在世即名满天下、去世后声望为后人所铭记、作品构成中国美术遗产重要组成部分的大画家,总有上百人之多。从中国绘画史上挑选排列出十大画家的作品来代表中国古代绘画艺术面貌,是个非常有难度的问题。

1961年3月20日,故宫博物院绘画馆举办“纪念中国古代十大画家作品展”,为期两个月,展出中国古代画家顾恺之、李思训、王诜、米芾、米友仁、李公麟、倪瓒、王绂、徐渭、朱耷十人的作品。这是一个当年产生了巨大社会影响的展览。

《人民日报》先声夺人,1961年3月4日发表左海的《纪念中国古代十大画家》的文章。新华社1961年3月20日就此新闻播发通稿,《文汇报》1961年3月21日在头版刊出新华社消息《纪念古代十画家展览在京开幕北京美术界将举行有关座谈会和讲座研究活动》,报道中说,晋朝顾恺之,唐朝李思训,宋朝王诜、米芾、米友仁、李公麟,元朝倪瓒、王绂,明朝徐渭,清朝朱耷的生卒年岁,到1961年正好是逢五或逢十的整数。展览包括从晋朝到清朝六个主要朝代的十位画家的绘画、法书以及后来的摹本以及传派,总共一百多件。

《文汇报》配发了资料,介绍十位画家的生平,指出1961年恰逢顾恺之1620周年诞辰、李思训1310周年诞辰和1245周年忌辰、王诜925周年诞辰、米芾910周年诞辰、米友仁875周年诞辰、李公麟855周年诞辰、倪瓒660周年诞辰、王绂545周年诞辰、徐渭440周年诞辰、朱耷335周年诞辰。《文汇报》在这篇资料里还特别提到了十位画家都是什么地方人,其中顾恺之与倪瓒都是无锡人。

在生卒年岁逢五或逢十时为某位画家办个展,是中外美术界通行的做法,而以生卒年岁逢五或逢十为由头为十位画家办联展,其实,就难免会存在非学术评价因素,虽然这十位画家基本上也都是美术史早有定论的大师,然而未必就一定是中国历代画家的前十名。

因为“纪念中国古代十大画家作品展”是由故宫博物院推出的,又经《人民日报》、新华社面向全国报道,客观上有给中国美术史历代画家排座次的效果,仅仅因为生卒年岁在1961年并不逢五逢十就无缘此展的古代大画家,如宋徽宗、赵孟頫、文徵明、沈周、石涛等,不胜枚举。而董其昌生于1555年,卒于1636年,倒是在1961年忌辰逢五,可是被排除在外。这是否与美术史的评价标准不相一致?是否带有不尽科学的随意性而且不够严肃?这些问题可能策划组织展览者未能考虑到。另外,关于这十位画家的生卒年岁,并非没有争议。

根据新华社报道,展览的作品有顾恺之的《列女仁智图》、《洛神赋图》的最早摹本、唐人仿李思训的《唐人仿李宫花(疑为“苑”)图轴》《唐人仿李九成宫纨扇》、王诜的《渔村小雪》、米友仁的《潇湘奇观图》、《云山墨戏图》、李公麟的《牧放图》、倪瓒的《古木幽篁图》、《梧竹秀石图》、王绂的《古木竹石》、徐渭的《墨花》、朱耷的《荷花水鸟》《古木集禽图》,在绘画之外,还展出了其中不少画家的书法作品。

这一展览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是文化艺术界大事,《光明日报》、《北京日报》、《新民晚报》、《羊城晚报》、《成都晚报》、《陕西日报》等都发表了相关文章,作者不乏美术界名家,如胡蛮、吴镜汀等。《美术》杂志、《文物》杂志等权威学术刊物也发表了专家对这十位画家及其展览的研究评介,甚至作为系列稿件推出。一时间,十大画家成为美术界的热点。中央美术学院的教授郭味蕖还撰写出版了《中国古代十大画家》专著,用学术著作形式把这一排名固定下来。

按今天的眼光来审视,“纪念中国古代十大画家作品展”不无可议之处,例如,以后人的摹本、仿本参加展览是否妥当,就值得商榷。据中国古代书画鉴定小组后来整理出版的《中国古代书画目录》,顾恺之的《列女图》标注为“宋摹本”,启功认为是“古画宋摹”;《洛神赋图》标注为“旧摹本”,启功、傅熹年认为是“古画宋摹”、徐邦达认为“可能是南宋人”;《唐人仿李宫花(疑为“苑”)图轴》我没查到展览的是哪一幅,因为被记载下来的故宫藏唐《宫苑图》不止一幅;《唐人仿李九成宫纨扇》可能即《九成避暑图》标注为“宋无款”,原题唐李想(应为“思”)训,启功认为“唐后画”;米友仁的《云山墨戏图》标注为“款伪”,徐邦达认为“画未必为米友仁手笔”,也就是说,可以争论的还不是一例两例。把无款与款伪的画作展览用来纪念被归在其名下的大画家,这种做法并不靠谱。

如果说美术史还可以从文献到文献照搬古人美术史论的说法,那么办展览却不能不把是否原作作为取舍标准,这是原则问题。近年来有些展览会以复制品代替原作参展,但都是个别例外变通。对于代表画家艺术风格与成就的展览,摹本与仿本还不如复制品效果好,因为准确地说,中国画的摹本与仿本,更适合作为摹者、仿者的作品来研究,不能当成原作的替代品。至于无款或款伪的画,就更不宜安在某位大画家名下。

当时入选十大画家的标准,还有非艺术因素,例如宋徽宗的《雪江归棹》未入选而王诜的《渔村小雪》入选,显然就是因为帝王将相不合时宜。据《张伯驹牛棚杂记》,宋徽宗的《雪江归棹》是1958年故宫博物院以两万元从他手里买去的,先此故宫博物院已以两万元从惠孝同手里买去王诜《渔村小雪》,“宋徽宗这一卷比王诜这一卷重要,后有宋蔡京及明王世贞、王世懋、董其昌跋。”(《张伯驹牛棚杂记》香港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25页)

当然,就展品而论,此次展览的画作大都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其中有不少是画家的代表作与名作,迄今在各种展览中不断与观众见面。在一定程度上,进入了此次展览,所展画作以及画家有如一跃龙门,以前没名气也就有名气了,以前知名度就高的则更是一时名满天下了。

鲁迅在《再论雷峰塔的倒掉》中说:“我们中国的许多人,——我在此特别整重声明:并不包括四万万同胞全部!——大抵患有一种‘十景病’,至少是‘八景病’,沉重起来的时候大概在清朝。凡看一部县志,这一县往往有十景或八景,如‘远村明月’、‘萧寺清钟’、‘古池好水’之类。而且,‘十’字形的病菌,似乎已经侵入血管,流布全身,其势力早不在‘!’形惊叹亡国病菌之下了。点心有十样锦,菜有十碗,音乐有十番,阎罗有十殿,药有十全大补,猜拳有全福手福手全,连人的劣迹或罪状,宣布起来也大抵是十条,仿佛犯了九条的时候总不肯歇手。”

“纪念中国古代十大画家作品展”的策划与组织者不知道是否熟悉鲁迅所批判的“十景病”。所选十大画家,确实也都是在世时就已成名并且去世后被载入史册大画家,不过,这十大画家是否就是中国绘画史上前十大画家,却大有斟酌推敲的余地。也许策展者的初衷只是偶然注意到这十位画家的生卒年岁恰巧在1961年逢五逢十,便以此为展览的由头,并不是美术史排座位性质的评选认定。

在中国绘画史上,以朝代或以区域把四位或八位名家冠以一个群体称呼,是常见的现象,如“南宋四家”、“元四家”、“吴门四家”、“四僧”、“四王”、“扬州八怪”,美术史论家也喜欢排列出自己最推崇的历代画家,不过,通过官方正式场合提出“中国古代十大画家”,并在全国范围宣传普及这一提法,大概只有1961年的这一次。随着时间推移,这一十大画家的具体排名,并没有持续宣传,也并没有为美术界所普遍接受,至于一般人当然就更健忘了。

我觉得徐邦达先生可能参与了这一展览,不过由于当时年轻、位置低似乎并不是拍板人,2003年我曾做过徐邦达访谈,整理记录稿收入前几年我出版的一本《徐邦达说书画》,最近扩充修订后易名《徐邦达:我在故宫鉴书画》重新再版,但是当初我未留意到这个话题。1961年的事情,应当还有了解情况的人士或当事人在世,期待有专业人士能挖掘一下“纪念中国古代十大画家作品展”的前前后后,以及这一展览对中国美术史这十位名画家在全社会的知名度的影响。

2018年11月6日写于北京闲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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