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驹 富贵公子真性情 (下)

2018-05-14 09:01
来源:江阴日报 作者:曹鹏字号T|T转发打印

晚年张伯驹

张伯驹与潘素在故宫外留影

陈巨来

吴鼎昌

宋拓《九成宫醴泉铭》册纸本

宋杨婕妤《百花图》卷

明陈元素 《兰蕙图》卷绫本水墨


张伯驹不是只搞书画收藏,他于诗词、戏曲所下功夫并不比书画少,他作为诗人词人与京戏名票的成就与口碑,都是同时代第一流的。

年表记录,1931年张伯驹34岁约梅兰芳、余叔岩合作,发起组织北平国剧学会,募得各方捐款五万元作基金。当时五百元可以买一套北平的四合院,五万元的概念也就是相当于一百套四合院的钱,今天北京二环里四合院的房子起价一亿元。折算下来,1931年的五万元虽然未必等于今天的一百亿,但也已是一笔大钱,很容易推断出张伯驹是国剧学会的金主。

年表还记录,1937年,张伯驹四十大寿,为河南旱灾义演《空城计》,自饰诸葛亮,余叔岩饰王平,杨小楼、王凤卿、程继先诸名角饰配角,轰动京城。

此事陈巨来《安持人物琐记》也写到了,不过时间、人物等细节并不完全一致。相关原文抄录在此:“在抗战前一年,余于蒙庵案头偶翻阅,得见当时戏剧杂志中有张伯驹在某巨公家中唱堂会,串《失空斩》之诸葛亮剧照,为之配角者,杨小楼之马谡,余叔岩之王平、王凤卿之赵云,肖长华、慈瑞泉之二老军”云云,“余询以演《空城计》时何人饰司马懿。伯驹云:‘郝寿臣不会,金少山不在,故变一票友矣。’余问:‘这一场戏花了多少钱。’张云:‘杨、余、王各二千元,二老军每人一千元,二琴童为富连成学生,一千元,场面一千五百元,共耗一万元以上也。’”(上海书画出版社2011年版第214页)

不晓得这是两场戏还是一场戏,但是剧目与出演名角阵容都相同,可谓尽当年一时之选,可以下结论的是,张伯驹肯定花的是当时吓人的大价钱请人陪他票戏过瘾。民国时代有钱人也多的是,但像张伯驹这样的大手笔也还是只此一位。

陈巨来说张伯驹演戏“拙于嗓,登台串戏,第三排座客,只能见其张口,声音如蚊子也,如友人均戏呼之为‘无声电影’也。”(同上所引)

陈巨来颇富史材,然而文字刻薄,乐于揭人隐私,是大上海艺文界难得的八卦圣手。他评价张伯驹“诚实君子也,一无自大之态”,这很能代表了认识张伯驹的人们对其人共同的看法。张伯驹“素富贵,行乎富贵”,并不以富贵骄人,更不势利傲慢,这是既因为他所受教育与家教好,也是因为天性良善,虽然在钱财上败家,但是为人处事却忠厚老实,因此得以善终。当然,张伯驹也并不是好好先生,他还是是非爱憎分明的。例如对吴鼎昌他就很不客气。

在张伯驹纪念展的年表上,吴鼎昌的名字出现在两个年份里,1939年张伯驹42岁,“到贵州见吴鼎昌(贵州省主席兼盐业银行总经理)汇报盐业银行情况”;1943年张伯驹46岁,“后去贵州,见吴鼎昌,告知上海盐业银行累赔情况。”只看这两段文字,可能就不知道张伯驹与吴鼎昌究竟是什么关系,更看不出张伯驹对吴鼎昌的态度。

吴鼎昌是中国新闻史上的重要人物,他出资创办天津大公报并任董事长。

张伯驹在《续洪宪纪事诗补注》有专篇说吴鼎昌:吴鼎昌日本留学,清末回国任职大清银行,后任天津造币厂厂长,后来通过关系得陪段祺瑞打麻将,张伯驹父亲张镇芳因为张勋复辟事被捕(被任命为度支部尚书),段派吴任盐业银行总理,吴串通北京分行经理委派律师(律师费十万元由盐业银行出)与大理院检察长共同谋划削减张镇芳在盐业银行股权。在盐业银行董事会上,“吴提议每年提三万元捐作经济研究费用,此即办《大公报》之资金;吴云《大公报》为其独资经营者非是。”(《洪宪纪事诗三种》第30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这是相当严厉的指控吴鼎昌钻营投机假公济私。张伯驹在《春游琐谈》里也详细叙述了吴鼎昌的发家史,恨恨地说:“后《大公报》发展为吴独资经营,实乃盐业银行之款也。”(《张伯驹集》第57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

我久已不关注中国新闻史研究,《大公报》史是显学,也许这一材料早已被学者注意到了吧。无论如何,吴鼎昌从清末到新中国成立,活跃在金融界、商界、政界,颇多建树,因为他进入蒋介石政府当实业部长又当贵州省主席,1949年1月去香港当了寓公,新中国成立后就进入另册,其生平也就不为大众所知。有一趣闻,新闻史图书中所用吴鼎昌照片,陈陈相因多年后,才被指出是误用了别人照片张冠李戴了。

洪宪时,梁士诒向袁世凯举荐吴鼎昌,召见后,袁对梁说:“此人两颐外张,有声无音,当非纯品,吾不用之。”而袁世凯八十三天皇帝梦醒身败名裂后,吴鼎昌以此事夸耀,说以袁世凯雄才大略都对他畏忌之,有如曹操之畏忌刘备,张伯驹对吴鼎昌这等言辞极为耻笑。

《大公报》新记公司三驾马车,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近年来大陆为胡、张皆出版了传记与文集,而吴的传记与文集则付之阙如。

张伯驹在民国时期虽然始终担任银行重要职务,但是用陈巨来的话来说,主要精力却用在收藏字画与京戏上,其实他同时也在诗文上极用功。上世纪五十年代后,随着公私合营,他完全退出了银行业,开始专心致志地从事京剧、书画收藏与诗文创作以及书法研究。

年表记载了1956年张伯驹与叶恭绰、郑诵先发起成立北京中国书法研究社,任副主席。7月将平生宝藏最珍贵的八件书法捐赠给国家,这年他还当选为北京京剧基本艺术研究社副主任委员,他的类似兼职还有1953年北京中国画研究会理事、1954年他还任北京古琴会理事,他将李白《上阳台帖》赠送给毛泽东主席,毛主席后将此帖转交故宫博物院。这年他移居后海北沿,每月邀请章士钊等人在家聚会进行“打诗钟”以及对联创作。可以说,1956年是张伯驹各项事业顺风顺水的一年。这一年他赠送出去的国宝,就是这次张伯驹纪念展的台柱子。

1957年后,张伯驹的命运跌至低谷,他以前的摇钱树也被连根拔掉,只能坐吃山空了。不过,即便如此,他仍积习难改,对字画古董还是见猎心喜,1958年北京宝古斋从东北收得宋杨婕妤《百花图》,故宫博物院未购留,张伯驹即收蓄之,后让与吉林省博物馆。1963年四川朋友持薛素素脂砚给张伯驹看,张伯驹当即以重金收归吉林省博物馆。

张伯驹与潘素晚年住在后海北沿,十几年前承蒙一位女同事热心牵线,我曾到张伯驹这处故居拜访他们的女儿张传綵,印象中院子不大,似乎也不是常规的四合院格局,正房挺宽敞,房间里摆满了齐胸高的书架,张传綵老太太对我说,母亲潘素在文革期间缺钱就把自己画的金碧山水卖给荣宝斋,价格极低,潘素说:“画金碧山水的泥金都是从你们荣宝斋买的,成本多少钱你们最清楚!”

张伯驹的一生,大起大伏,留下了不少传奇,他生前曾在文章里讲过别人称他为民国四公子之一,言外不无得意,可以说,他到老都是个孩子,他作为收藏家,在现在的社会没有一点可比性,谁也无法复制张伯驹的传奇,因为这年头谁也不可能有那么多的财富,那么慷慨大方潇洒从不吝惜花钱,同时又能有那么天真善良的心。

2018年4月26日写于北京闲闲堂

相关新闻

网友评论

0条评论(查看)
会员登录名 密码 匿名发表

所有评论仅代表网游意见

图说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