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驹 富贵公子真性情 (上)

2018-05-07 09:12
来源:江阴日报 作者:曹鹏字号T|T转发打印

张伯驹

年轻时的张伯驹

晚年的张伯驹与潘素


张伯驹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展

赵佶《雪江归棹图》局部

展子虔 《游春图》



《蔡襄自书诗》卷欣赏

陆机《平复帖》

黄庭坚《诸上座帖》

范仲淹 《道服赞》

李白 《上阳台帖》


故宫博物院在武英殿举办张伯驹捐赠书画展,展览名称为“予所收蓄永存吾土——张伯驹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展”。张伯驹1956年捐赠书画据说是志在入职故宫,不意次年被打成右派,此议遂寢,故宫此次为之办纪念展,也是对他生前捐赠国宝的报答。近些年张伯驹作为收藏家的名气越来越大,此次纪念展相当于是书画收藏界的加冕仪式,规格极高。

展览的布置有两点特别的地方,一是有相当数量的展品是复制品,二是用了几面整墙制作展览了张伯驹年表,在我所参观过的各种展览中,是年表内容最详细、规模最大的一例。

展出的复制品有陆机《平复帖》、展子虔《游春图》、杜牧《张好好诗》、黄庭坚《诸上座帖》、范仲淹《道服赞》、赵佶《雪江归棹图》、赵孟頫《草书千字文》、钱选《山居图》、吴历《兴福庵感旧图》、禹之鼎《纳兰容若像》、赵构书、马和之画《诗经小雅节南山之什图》,张伯驹书画收藏家的名气与地位主要就依靠这些巨迹得来的,这些名作以前在故宫的展览中都亮过相,有的还不止展览过一次,这回轮到办原收藏者纪念展,它们却未现真身,这不能不说是一大缺憾,无论用何种理由都不能令人满意。复制品又何必让观众花六十元门票来参观?

张伯驹一生迷戏是票友,以戏为喻,倘若一场演出的重头戏大都是替身表演,懂戏的当然不会满足。我不敢自许多懂书画,但是既然以前见过原作,当然也就不愿意再在复制品上花时间眼神与精力,最重要的是,复制品有一种火气糙气,让我很不舒服。所以,这个展览我主要看的是原作展品,虽然也有不少件是多次谋面了。留连时间比较长、印象比较深的是蔡襄的《自书诗》、吴琚《杂诗帖》、仇远《书与士瞻上人十首诗》以及周亮工七言对联,还有唐寅《王蜀宫妓图》,都堪称书画史经典杰作,有缘多一次机会从容晤对细细拜读,在我也不无收获。

省略掉复制品不看,展览时间大大缩减,于是就认真地从头到尾逐字逐句读了《张伯驹年表》。读后的感想是历史确实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在不失实也不造假的前提下,记录什么未记录什么,就足以改变读者对人物事实的看法。历史的书写者与历史人物与事件当事人最好没有关系,才有可能客观、公正,否则出于主观感情色彩,就难免为贤者讳,力求塑造高大光明正确的形象,好看是好看了,但与原人形象出入就太大。有鉴于此,我评介书画家、作家、学者总尽量争取客观立场,拉开距离、宾主相待,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对优点予以赞美,对缺点不足保留批评的权利。而一旦拜倒在所写对象脚下,高山仰止起来,就与求知务实的治学书写信史的精神不相干了。

《张伯驹年表》整理得很详实,也有很多重要的细节值得注意。年表从1898年张伯驹出生写起,记录了其生父张锦芳曾任度支部郎中(张伯驹自己书里说张镇芳是度支部尚书,兄弟二人都官拜度支部,一郎中一尚书,可能性不大),1903年6岁过继给伯父张镇芳,进士,以直隶修补道任永平府七属盐务总办。1912年张镇芳由署理直隶总督转任河南都督,1915年张镇芳创办盐业银行,1918年张伯驹21岁任盐业银行监事,后任常务董事总稽核,1921年张伯驹24岁任河南暂编第一师参谋,并任湖北、湖南、四川、江西四省经略使署咨议(曹锟为经略使),1927年张伯驹30岁在琉璃厂收藏头一件字画,康熙皇帝书“丛碧山房”横幅,同年儿子张柳溪出生。

从这些记录中可以看出张伯驹出生于富贵人家,有雄厚的官府、军界、金融背景,是一出生就嘴里含着银匙的官二代、富二代。但是,所列这些事实还不足以准确反映张伯驹能成为民国四公子之一的重要因素,那便是张锦芳、张镇芳是袁世凯兄嫂之弟,袁世凯与张家兄弟还不只是一般的亲戚。

张伯驹有一组《续洪宪纪事诗补注》,是极有文采的史料,也是研究袁世凯生平的重要史料。其第“九八”篇说:“项城(指袁世凯)曾借先父银四万两,以此宅(北京锡拉胡同宅,有池馆花木)予先父;迄项城逝世后,先父亦未收此宅。” (《洪宪纪事诗三种》第33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后来袁的一个不成器儿子要卖给日本人,托人找张伯驹商量,张说与袁氏关系,前账不算,即退还此宅。一百年前的四万两银子换来的宅子说不要就不要了,这亲戚得多亲!

袁世凯当上洪宪皇帝临终找来的托付人有徐世昌、段祺瑞、王士珍和张镇芳,可见张镇芳的地位不同寻常。

在张伯驹18岁前,也即他成年前的岁月,正是袁世凯纵横神州主宰国运的时代。张伯驹《续洪宪纪事诗补注》有一首写袁世凯称帝前一年的春节张伯驹去给袁世凯拜年,袁问他多大了,他说十八岁,袁世凯说你到我府里来当差好吧?并嘱他好好上学,毕了业就到府里来。张伯驹拜年完后回家,刚进门,袁世凯赐他礼物就送到了:“金丝猴皮褥两副,狐皮、紫羔皮衣各一袭,书籍四部,食物等四包。时余正少年,向不服人,经此一事,英气全消,不觉受牢笼矣。”(《洪宪纪事诗三种》第301页)袁世凯之拉拢人的手段气魄确有过人之处。

张伯驹是颇得当年国家最高领导人青睐的人,他不是一般的官二代、富二代,而是皇亲国戚名公子,他生来就有花不完的钱,他生来就是花钱而不是挣钱的,这是他搞收藏的物质基础。他21岁就当上了银行家,其实就是在他父亲的银行里专门负责领高薪的差事。

张伯驹从小娇生惯养,任性了一辈子,是真性情人。我作王世襄访谈,听王世襄回忆,张伯驹到晚年不管去哪儿,逮到门帘、窗帘就随手擦鼻涕,妻子潘素捏着手帕跟身后,惟恐出洋相。这一细节最说明张伯驹到老未改其赤子之心。

黄永玉曾在《比我老的老头儿》里写张伯驹,说他文革中落魄潦倒穷得没钱,一个人还到莫斯科餐厅吃西餐,点不起正菜,只点面包与红菜汤,吃剩下用手绢包着带走。看了这段情节,知道不知道我刚讲的细节,理解会大不相同吧!

背靠银行,坐拥家底,张伯驹不搞收藏便罢,搞收藏肯定是玩顶级的,他成为大收藏家完全是靠钱堆出来的,真正称得上挥金如土、一掷万金。他1927年开始涉足字画收藏,又正处在清宫字画流失进市场的特殊时机,也是溥心畬等遗老遗少相继变卖收藏品的特殊时机。以张伯驹的钱财实力与性情名声,他当然就成为收藏家与古董商要出手国宝的最理想目标。

年表里有记录,1947年张伯驹50岁,岁末夜过溥雪斋宅,溥适得柳如是砚,张伯驹见之爱不释手,请雪斋加钱转让,当夜就携归。次日晨琉璃厂古董商携砚登门求售,是钱谦益砚,即留之。年表原文是“一夜之间,夫妻砚合璧,纯巧合也。”如此的巧合,如果年表作者不特别指出是纯巧合的话,简直会让人误以为是套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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