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文贵《蕉窗话扇》杂俎 民国扇画专著偶记之二

2018-04-23 0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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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蕉窗话扇》书影

《蕉窗话扇》 扉页

《蕉窗话扇》

《蕉窗话扇》

故宫藏董其昌扇

故宫藏董其昌扇

故宫藏董其昌扇

《画箑丛谈》插图

《画箑丛谈》插图


白文贵著《蕉窗话扇》文岚簃印刷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6年整理出版


□曹鹏

胡佩衡《画箑丛谈》的结尾有一段文字:“近有人创办扬仁雅集扇会,每年征集各省书画扇面,公开展览而靦者云集。”无独有偶,白文贵《蕉窗话扇》一书“扇叶”一章的最后一段也以“扬仁雅集扇会”作结,言之更详:“故友溥尧臣勋,于甲子之岁(1924年),创设‘扬仁时贤雅集书画扇面会’,首次展览于稷园,海内名家皆有出品,琳琅满目,美不胜收,在艺术界放一异彩。而书画前贤,彼时尚多健在者,如名画家吴兴金北楼之山水、人物、花鸟,文学家闽侯林琴南之山水、金石,书画家贵筑姚茫父之山水、花卉,名画家义宁陈师曾之山水、花卉,名画家丰城王梦白之花鸟,名画家吴县顾鹤逸之山水,名画家北平李翰园之人物,以及名人而又工书善画者,如陈弢厂、朱艾卿、梁任公、梁节厂、樊樊山、陈石遗、袁励准、宋伯鲁、罗瘿公、胡峰荪、丁佛言、袁寒云、清道人、祝椿年,诸贤法书,墨迹淋漓,辉煌璀灿,不翅身入宝山,几令穷措大垂涎及地也。今尧臣已物故,幸其哲嗣丹西贤世,克承先志,每岁展览,尚未间断。”(《蕉窗话扇》第90至91页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6年)

文中所说的溥尧臣勋,也即溥勋字尧臣,现在一般读者不熟悉这个名字了,他可是恭亲王之子,与醇亲王之子溥仪,同是溥字辈兄弟,乃慈禧考虑指定接班的皇帝时叫得出名字来的候选人之一,民国野史与说部中的显赫人物。1924年大清虽然逊位了,但是遗老遗少王公贵族的家底还在,附庸风雅一掷万金的豪气尚存,所以能张罗起中国第一个系列扇面年展,持续了十几年,从列举的参展书画家的名单看,可谓极北平一时之选,扬仁雅集在溥勋辞世后,还子承父业继续办了下去。此事值得记在中国美术展览史册之上。近些年中国大陆美术展览方兴未艾,一谈美术展览或画展,圈内人就提威尼斯双年展、巴塞尔文献展,好像中国历史上没有能坚持下来形成品牌的画展似的。

查民国时代的报刊,还可找到扬仁时贤雅集书画扇面会的痕迹。如网上旧书店有售《晨报》星期画报(1926年第42期),就有扬仁雅集扇面展览会的照片以及展出的扇面图片。

《蕉窗话扇》的作者白文贵,称溥勋为故友,因为他们都是满清贵族,他也并不姓白,原名文贵,入民国后,随大流在自己的名字前加了个白字当姓,其心态与启功成年后到死不肯被人称为爱新觉罗是一样的。《蕉窗话扇》是白文贵作为收藏鉴赏家撰写的一部专著。

文贵1884年出生,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官费保送日本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毕业,他的同期同学有云南省的李根源、唐继尧,湖南省的程潜,山西省的阎锡山,直隶省的孙传芳,从他的同学校友的阵容上就可掂量出其资历之过硬了。由于大清倒台,文贵的仕途虽然起点极高,但注定没大发展,1923年北京民国政府授予他少将军衔,他在抗日战争期间任伪华北政府陆军军官学校高级教官,1944年被伪南京国民政府授予少将军衔。出任伪职,就断送了他后半生的政治生命。抗战胜利后,其生存艰难可想而知,这也是连他何年去世的信息都查不到的原因。

《蕉窗话扇》以折扇为主,但也介绍了各类扇子的基本情况。如对人们喜欢称引的诸葛亮羽扇,他指出此一细节并不见于《三国志》,并非信史,他还记录下了入民国后羽扇就绝迹了,民国七八年(1918年1919年)以后盛行十一股大扇,又记录了北方作坊画扇的重镇有唐山丰润与天津杨柳青,这些细节虽只言片语,却是珍贵的史料线索。他引用唐代张彥远《历代名画记》“杨修与魏太祖画扇,误点成蝇”以论证扇画始于三国时期。不过他认为折扇书画到北宋尚未流行,依据是:“至若文湖州(文同)苏长公(苏轼)、米襄阳(米芾)诸公,兴到时最好以笔墨为戏,如绘箑之风已开,诸公何能忍隽,令后世不但不见其迹,而群籍中亦未一言及之?” (《蕉窗话扇》第28页)

民国后清廷被赶出紫禁城,原有藏品除被溥仪处置带出的部分之外,都转为故宫博物院拥有,故宫博物院的开放,改写了中国艺术品鉴赏研究以及借鉴创作的原有格局,让中国艺术宝藏由皇宫秘藏转为公众资源,民国时期所谓京派书画的繁荣,有相当程度受益于故宫藏品的公之于众。故宫收藏的扇面极多,而且质量极精,前几年故宫搞过专题展览,琳琅满目,异彩纷呈,其规模与层次是民间藏扇望尘莫及的。白文贵对故宫有特殊的感情,显然也极熟悉故宫藏品,他在书里重点介绍了故宫所藏“烟云宝笈”,也即清宫所藏元、明两代名人折扇书画三百柄,乾隆年间由大臣编为目录珍藏两箧,民国二十年由吴景洲整理修订发表于《故宫周刊》与《故宫名扇集》。白文贵感慨过去宫廷藏品不开放,人们“不见真迹”,研究书画艺术“何啻群盲评古”。他把“烟云宝笈”的对公众开放展览比喻为“更何异金石甲骨之于史学也!”可谓卓见。

白文贵根据故宫藏扇得出结论,明代以前的折扇“罕所闻见”,这也是符合美术史定论的。

对于扇子的尺寸形制与扇画的关系,他说:“箑就扇叶书画而言,则宜大不宜小,小则画笔受其局束。股数宜少不宜多,多则格磔不平,易掩画韵也。”(《蕉窗话扇》第37页)他在评介扇骨刻工雅俗时,着重强调出自文人士大夫手笔益佳,因为“冶金石、书画、文学、艺术于一炉”,没有“市气”,“只可遇而不可求”;“此艺术品与匠作品之所以不同也”,中国书画家自古分画工画匠与文人士大夫两类,文人士大夫不赖书画以谋衣食,因此独立,身价高,其作品不是有钱就能买得到,更具“为艺术而艺术”的精神,白文贵在书中表述的是中国书画鉴赏的传统价值观。

他自己收藏折扇扇画,所以此书的内容也以著录他收藏的作品为主,可能这也是他撰写此书并出版的主要动机。他对自己所收藏的几十位扇画作者进行了简明介绍,每人虽然只一二百字,但评价往往颇有个性。他说当时北京市场最有名的画家首数二萧也即萧俊贤、萧谦中,一工于用墨,一工于用笔。评价齐白石“共画出入青藤、雪个、石涛、石谿之间,虽微嫌怪涎,而时有异趣,而画扇尤多奇致”,不无见的。又说张大千“绘扇偶一为之,故不多见”,这至少说明抗战前张大千并不常画扇面,所以白文贵才有此语,以他的地位财力与关注度,不可能推断他见闻不广。现在看张大千传世作品,扇面不在少数,应大都是抗战开始以后所作。值得一提的,书里有一句“启元白、陶一清,山水法宋元”,这可能是美术史论著作对启功首先是作为画家为人所知的最早记录。

白文贵在书中专门介绍了胡佩衡:“胡冷庵佩衡,涿县人,工书善画,书宗王觉斯,间治印章,山水得石谿神韵。奖掖后进,不遗余力。所作扇叶,苍古神秀,兼而有之。” (《蕉窗话扇》第74页)可谓推崇敬重之至。然而《蕉窗话扇》全书没有提到早就出版了的扇面专著《画箑丛谈》,尽管代售处有北平豹文斋(胡佩衡的画店,也是《画箑丛谈》再版的发行商)。民国时期的北平书画界圈子就那么些人,写过画扇面的书的又只有胡佩衡,白文贵如果不是有意回避《画箑丛谈》,就是无意间遗漏了重要信息。他在自序里还明确地说“敢为人先”,俨然自居为第一个写扇子专著的人,而事实上胡佩衡的《画箑丛谈》比他的书早出版了十二年!何以白文贵对《画箑丛谈》视若无物,真是不好理解。

《蕉窗话扇》1938年以作者自费刻印线装书的形式出版,封面题写书签的是当时最享盛名的书法家张伯英,扉页题写书签的是书画金石界名家寿石工,称得是豪华阵容,此书纸墨精良,作为美术出版物是很讲究的了,反映出遗少八旗子弟精于追求极致品质的精气神,同时也侧面说明他投靠日本占领军过上锦衣玉食有足够的闲钱可以自费出书的优越生活。为他作序的刘潜还引经据典为白文贵打抱不平,说以其才学资历居然未掌军务实权,有类李将军数奇不偶。序言安慰白文贵说:“然而富贵浮云,立言不朽,有此一篇,可以寿世。”现在回望,得亏白文贵在抗战时期没执掌军政实权而是当了闲差写了闲书,否则结局恐怕会糟糕得多。从这个角度看,《蕉窗话扇》作为闲情逸致的产物,不仅在作者身后能够为其留名,而且在其正当年时,因为有了收藏研究扇面的爱好而冲淡转移了对追逐权力的热情与专注,从而让他躲开了日本战败后被惩处治罪的一劫。语云“盛世收藏,乱世黄金”,1938年在白文贵眼里应当就是盛世,《蕉窗话扇》记录的这一时期北京扇面书画创作与收藏史料,对中国美术史特别是扇画史,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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