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之谦与鼻烟壶研究

2018-04-02 0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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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之谦像

《赵之谦集》书影

《美术丛书》 黄宾虹 邓实编 神州国光社版 书影

清代刊本《勇庐闲诘》

故宫鼻烟壶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鼻烟壶

清乾隆玻璃胎画珐琅花鸟图鼻烟壶

粉彩开光婴戏图兽耳瓷鼻烟壶

甘[~公式~]文内画作品

粉彩雕瓷博古图鼻烟壶

故宫鼻烟壶

画珐琅牡丹荷莲鼻烟壶

画珐琅梅花鼻烟壶

清·景泰蓝花卉双联烟壶

故宫鼻烟壶

丁二仲内画作品

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琥珀鼻烟壶

叶仲三玻璃内画鱼藻纹鼻烟壶


在清代晚期美术界,赵之谦是个异数,沙孟海曾有“赵之谦才高气盛,不可一世”的评价(《印学史》第159至160页西泠印社1999年版),称得上盖棺论定。赵之谦的篆刻风格、书法风格与画风与众不同,他的知识学问广博精湛,对事物极其敏感,不仅在同时代书画家里罕有其匹、放在艺术史的大坐标系里也是独树一帜的。如果说他致力于金石、小学研究著述是紧跟时代学术潮流的话,那么他能专门写一部鼻烟壶著作《勇庐闲诘》,就充分反映了他慧眼独具、最早认识到了鼻烟壶的审美价值,走在了时代的前沿,敢为天下先,对后世影响遍及中西的鼻烟壶鉴赏研究有开创之功。

《勇庐闲诘》出版于光绪六年(1880年),成为有史以来第一部鼻烟壶专著。不过,由于从清末到现在,谈书画篆刻、搞书画篆刻的多是美术专业人士,专则专矣,博则不足,对与书画篆刻有血缘近亲关系的鼻烟壶内画基本视若无睹,据我所见,《勇庐闲诘》从民国至今也无一册单行本面世,(检索孔夫子旧书网,只1936年黄宾虹、邓实编《美术丛刊》将之收入初集第三辑第四册由神州国光社出版,1937年王云五主持的商务印书馆所出《丛书集成》出过一册《香谱勇庐闲诘》)读过这本书的美术史论专家想来不多,也便难以对赵之谦“才高”究竟高到什么程度缺少全面的了解,如评传《开创“金石派”的赵之谦》一书(海峡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专设一章“著述”,介绍了赵之谦生平主要著述,但是没有一个字言及《勇庐闲诘》。

赵之谦选择鼻烟壶作为著述题材,应当有其缘由。根据整理出版的赵之谦信札,他曾接受朋友馈赠的鼻烟壶,推断写《勇庐闲诘》或许可能会有人情因素。不过,在清代的历史背景下,赵之谦这个层次的官宦士大夫,不会轻易地以成本著作应酬人情,何况赵之谦这样“才高气盛,不可一世”的大手笔。

鼻烟壶能让赵之谦心动的很重要的原因,应当首先是鼻烟壶作为工艺品甚至艺术品自身有极高艺术价值。朱培初在《鼻烟壶史话》中指出:“中国鼻烟壶可说是中国艺术的缩影,是绘画、书法、雕刻、镶嵌以及玉器、瓷器、料器、漆器、匏器、珐琅、金属等手工艺的集中表现。”(《鼻烟壶史话》第25页紫禁城出版社1988年版),可以说,鼻烟壶就像园林一样,囊括了各种中国传统工艺与艺术形式,因此,也就审美内涵丰富。当然,也正由于鼻烟壶材质的五花八门,导致了后代研究人员无法给予明确的分类,我手头有两种《中国工艺美术史》(田自秉著东方出版中心1985版卞宗舜等著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7年版),就都没有鼻烟壶的章节,因为这两部史书都是按工艺与材料分章的,鼻烟壶不专属某种工艺某一材料(紫砂就单纯得多,是陶瓷具体地说是陶器的分支),所以反倒成了学术研究的盲区。

我们如今能见到的最早的鼻烟壶是康熙年间所制(《鼻烟壶史话》第100页紫禁城出版社1988年版),到了赵之谦撰就《勇庐闲诘》的光绪初年,鼻烟壶正处在繁荣的顶峰时期。一直到大清玩完,鼻烟壶都以实用品而跻身珠宝古董之林,富贵人士争奇斗艳,其势头直到新中国成立才算消停。进入新世纪,除了内画鼻烟壶尚有新品源源不断地产出之外,鼻烟壶作为工艺美术品,如今已经只被作为古董收藏,几乎不再有实用的功能。

赵之谦的《勇庐闲诘》属于鼻烟壶专题札录丛录性质,材料很全面,既有引经据典,也有见闻传说,涉及到了鼻烟以及鼻烟壶的方方面面,从形制到质地以及各种掌故,足以作为谈资。根据书中所言,似乎本来准备写一部体例完备的正式著作,《勇庐闲诘》只是阶段性初稿。

赵之谦从鼻烟的角度记录了中外文化传播的史料。他在自序里说:“吸烟始西域,释氏称山中有草,然而噉之,可以解倦。”“以鼻服烟法,当亦始西域。”(《赵之谦集》第1202页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揭示了烟草的传播到中国是与佛教相关的。全书正文第一句就是:“鼻烟来自大西洋意大里亚国”(同上书第1203页)。现在人们都知道烟草始源地是美洲,但赵之谦所记录的却是清代晚期的观点,把鼻烟入华的源头归在意大利。这些细节值得重视。

《勇庐闲诘》在结尾处记录下了赵之谦为鼻烟壶所撰铭文,他说为友人制铭至少数十则,向不存稿,根据记忆抄录了四则:“挹彼注兹,能清无滓。以息相吹,天地一指。”“服气术在此中,旁有解囊为壶公。”“酒阑茶罢,花南研北。左顾右盼,口讲指画。善气迎人,御众以宽。随方属员,平平安安。”“目所视,手所指,一鼻孔出气,亦复如是。”(同上书第1216页至1217页)按照古代铭之文体惯例,该是刻于器物上的,据此猜测,古董鼻烟壶也许还能有赵之谦撰铭的鼻烟壶存世。

赵之谦的自我意识很强,同治癸亥年他在《书扬州吴让之印稿》里,并非无意地节外生枝用了颇长的段落来讲自己年少时学诗的经历,赵之谦的同学何自芸穷年累月学诗,而赵之谦不喜为诗,数年不一作,偶作信手涂抹,何自芸厌恶赵诗疯疯颠颠,而赵之谦笑话何诗蠢愚,二人找到老师评判,老师用了个比喻,说何自芸是穷人治产业,历知艰难,深自护惜,不自暇逸。而赵之谦“彼诗辟膏粱子弟,生长豪华,日用饮食宫室妻妾奴婢狗马唯所欲为,纵恣狼藉,朝慕游侠,夕逐荡子,弦歌未终,叱咤数起。幸货财多,非年齿与尽,酣豢挥霍,无虞中落。”大意说赵诗如富豪子弟,家财万贯,虽任意挥霍而用之不竭,有才所以随便任性。来自老师的庄子风格的盛赞,显然令赵之谦无比受用,所以他不无得意地接着写了一句:“余生平所为,岂惟印与诗,皆自类也。”大概这就是沙孟海说他“不可一世”的依据吧。

在赵之谦的时代,《勇庐闲诘》是一部与名与利与学问与仕途皆不沾边的闲书,目前对其写作动机不得而知,称得上是一部奇书,这样的书在任何时代都是挥霍才学的奢侈品。他在书中说:“余幼秉义方,长承师训,一名一物,不安无知。”似乎收集鼻烟壶材料撰写成书仅仅是出于求知欲,“不安无知”。

《勇庐闲诘》虽然是本冷僻闲书,但是对专业鼻烟壶研究者却是经典,其影响有时会以不那么明显的形式表现出来。台北故宫学者那志良在1997年出版了一本《珍藏鼻烟壶》,其中有一段他在北京陪祖父去茶馆看到茶客们的鼻烟壶的经历:

“祖父告诉我说:‘你错了。花样看着简单,但是鸟数有个变化。今天是初二,那个壶上的鸟儿是两只,明天你若是再来,它的鸟数便是三只了,看那壶的鸟儿是几只,今天便是初几。’

我很惊奇地说:‘原来花纹会变呀!’

祖父笑了,说:‘不是能变,他有三十个同样的鼻烟壶,每个鸟数不同,今天是初几,就拿那有几只鸟的壶。’”(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91页)

那先生从姓氏上看应是旗人,祖上八成是吃铁杆庄稼的,精于鼻烟壶鉴赏不在话下。

无独有偶,早在《勇庐闲诘》里,赵之谦也记下了一段趣闻:

“昔有一人,遇事留意,客至其家,自顶至踵,冠裳履舄,必熟察一过。忽以月朔访友,坐中见人持瓷壶,上画一鹊,心甚诧之,未有疑也。越五日,复遇其人,壶上具五鹊也,乃大疑,问姓名住阯,乞其壶,审视久之。又越数日,诣之,其人出瓷壶,壶上鹊数恰如日数。于是情好日密,相处半截,验之辄符,乃与之言,君此壶奇宝也。其人答以家世相传,莫名其故。因求重金易之,议不决。决矣,约日交易,复迁延爽期。待至月尽,其人始来,索金以去,壶上俨然三十鹊也。次日出示,三十如故,亟往询之,拒而不纳。”可见以鼻烟壶为随身日历的玩法,清代就已有之。那志良虽然在书里称引《勇庐闲诘》,但在写自己的这段亲身经历时却未提赵之谦写过这么一段佚事。    2018年3月24日北京闲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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