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南郊赋》为他埋下了祸根

2013-12-12 1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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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璞被王导引为参军,历史未载其具体参何军事,倒是一次又一次地记述了王导让郭璞卜筮其家事。例如:“(王导)尝令作卦,璞言:‘公有震厄,可命驾西出数十里,得一柏树,截断如身长,置常寝处,灾当可消矣。’导从其言。数日果震,柏树粉碎。”(《晋书·郭璞传》)“昔晋初渡江,王导卜其家世,郭璞云:‘淮流竭,王氏灭。’”(《南史》卷二四)——不知郭璞见一代名臣如此,是否也有“不问苍生问鬼神”的慨叹。

当然,王导也曾用心良苦地让郭璞预卜过司马睿登位的大事。

郭璞的这两次卜筮,后皆得应验,应验的结果无非是想说明一个问题,即帝命乃受之于天 ——这当然会得想做帝王者的欢心了,但令人玩味的是,郭璞后来得官却并不由此。

《晋书·郭璞传》记载:“璞著《江赋》,其辞甚伟,为世所称。后复作《南郊赋》,帝见而嘉之,以为著作佐郎。”

这里,两赋对举,一为世称,一为帝嘉,分别明显,可见帝之欣赏《南郊赋》,不唯文采。据《周礼》,天子有南郊祭天的礼俗,后历世因循也历世所重。因此,南郊祭天,其实含有大命有归的深意,这才是“帝见而嘉之”授其著作佐郎的真正原因。

但郭璞也许没有料到,正是这一篇《南郊赋》为他埋下了祸根。

不同于其他朝代,东晋是一个皇权衰落、门阀大族更相主政的朝代。其祭在天子、令出门阀的政治格局在其政权初始阶段尤为典型,所谓‘王与马,共天下’。在王马共天下且时有争斗的权力结构里,郭璞以《南郊赋》向司马睿递了政治投名状,虽合了晋元帝之心,却也逆了王氏门阀之意,这就注定了郭璞的仕途不可能是天朗风清。

郭璞任著作佐郎后,曾不断上疏晋元帝,指弊匡益,不久即迁任尚书郎。尚书郎不同于粉饰文字的著作佐郎,已是参理朝务之职,足见晋元帝对其信用。可后来郭璞并未继续升迁,仕途到尚书郎便戛然而止,这除了郭璞被元帝疏远之外,再就是王马的矛盾此时开始激化。

司马睿称帝之后即刻意冷淡王导。至于郭璞,既然政治上倾向皇权,在王氏门阀这次对皇权的大反击中理应有所波及。奇怪的是郭璞传却未有任何文字提及,这其中的缘由,一者是郭璞其时职不据要,再者就是郭璞对王导曾有祛灾活命之恩,还有就是郭璞其时因遭母忧,去官在家。

尽管郭璞因上述种种原因而安然事外,但王马之争的刀光血影并没有让郭璞改变自己的政治立场,甚至更为坚决地站到了司马氏一边。在元帝后期,虽然郭璞因仕途失意一度表露了寻仙访道、超然世外的思想,实际上他并没能够忘情宫阙,在遭元帝疏远后,几乎及时地就把眼光投向了时任太子司马绍。

司马绍幼即聪哲,长大后更是智慧勇断,远近属心。如此人物,郭璞对其明珠早投,固然不失政治上的远见,同时却也使他更深地卷入了王马之争。

王敦出身士族之望,刚忍俊脱,历官中朝,威名夙著。南渡之后,又光佐中兴,声望愈隆,一时群从贵显,威权莫贰,遂生专制之心。到司马绍初登大位,王敦又趁其未稳,胁迫明帝下手诏征己入朝辅政,明帝只得下诏,于是王敦自武昌移镇姑孰(今安徽当涂),自领扬州牧,对建康形成大军压顶之势。而明帝身当英明神武,也是多方筹谋,欲一战而除王敦。

于是,随着双方的剑拔弩张,郭璞的命途也步入凶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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